圭亚那小说《消散》的三重意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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圭亚那小说《消散》的三重意蕴

圭亚那小说《消散》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圭亚那作家的作品,也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由外国驻华大使创作的长篇小说。

细读此书,你会觉得以上两个外在特征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小说本身所显示的多重意蕴和艺术魅力。 应该说,这是一部闪耀着政论色彩、意蕴丰厚的文化心理小说。

故事把读者的视线推向20世纪中后期英国肯特州沿海的一个小村庄。

主人公“我”是一位非洲裔的圭亚那年轻工程师,应英国老师冯维克教授之邀,来此间负责一项海防工程的技术工作,在独居的卢瑟福太太家里借宿搭伙。 工程修建仅仅是小说故事的背景,而指向人心深处的对话则是作者展开故事的主要方式。

几个月的工期结束了,“我”在“向导”卢瑟福太太的启迪和与几个苦工心灵撞击的条件下,思想感情发生了由科学主义到人文主义的变化——这胶结着小说的主要思想内容。

首先,小说对人性和人的灵魂作了深层次的“探险”。

最初,“我”发现卢瑟福太太很厚道,也很实在,但很难与之沟通,她的心灵深处似乎埋藏着难以平复的隐痛与忧患。

对话久了,“我”才知道了她的丈夫杰克去非洲是为了性,与她在文化观念上距离过大,并且限制她的自由,后来抛弃了她。

虽然他们俩从非洲收藏了一些面具,但她较杰克更深刻地懂得这些面具所承载的残酷的殖民历史。

在她的心目中,“每一副面具都会唤起过去的不愉快,仿佛其魔力超越了时空和其自身已故的文化。 ”这些面具不仅是“以前权势的鬼魅”,而且是杰克蹂躏她、抛弃她的一个悲哀的象征。 其次,小说激扬了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情怀。

圭亚那曾是英属殖民地,国家独立不久后“我”接受了英国的文化教育和科技熏陶。 是英国教育和大海把“我”造就成一名工程师,“我”的偶像和护身符是“推土机和铆钉”;“我”的大脑里没有空间容纳对前辈的惨痛回忆。

在接触周围一些人如工人斯瓦米后,“我”开始怀疑自己拥有的是白人思想和白人科学的陷阱,而对其他一无所知。

卢瑟福太太在非洲多年,目睹了殖民霸权统治的残酷与恶果。 “我”与老太太的对话,实质上是后者对前者的启蒙。 老太太屡次给“我”讲述面具后面的故事,使“我”进入了无声的历史。 老太太提醒说,“非洲人的生活是多么令人震惊”;“我们把你变得比白还白,把你对我们的所有恐惧和憎恨都掩藏了起来”;“现在最好的英国史都是黑人学者写的”。 她所鞭挞的是构建在西方殖民文化霸权之上的、对于殖民地的话语暴力;她所要解构的,是西方殖民文化观念使殖民地民族产生的一种被强制的文化认同感。

在这位富于人性深度、见识卓异的老人的启导下,“我”若有所悟,看到了英国那眼花缭乱的光环下的本来面目。

复次,小说氤氲着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忧患意识。

小说反映了殖民地民族的人们在民族独立之后,还在不同程度上处于殖民思想的阴影笼罩之下,在思想上具有混杂性。 加上科学主义的膨胀,物欲的横流,以及政府官员的腐败,媒体报道经常失实,人们的生存困境很难扭转。

小说中关于柯蒂斯个人主持修建海防工程所受到的诸多挫折和磨难,就是一个有力的表征。 不言而喻,在此境况下,主体的文化身份的确证是十分重要的。

小说中的“我”所走的正是这样一条曲折的道路。

应该说卢瑟福太太是“我”精神上的导师。

在这两个人物身上,都有作者的影子。

老太太是成熟的“我”,是作者的人格理想的化身;“我”则是原初的不懂历史和人间世情、处于精神成长途中的自己。 以上三点,是互相渗透、交相为用的。 作者多彩的生花妙笔所弹奏的复调,扣人心弦,把作品的主题衬托得富于内在的冲击力,令人不禁掩卷沉思。

至于小说对复调所又生成的互文性手法的娴熟运用,可谓满纸生辉,令人击节叹赏——这一点,对于当代中国小说家无疑具有借鉴价值。 (阎庆生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)《消散》[圭亚那]戴维·达比丁著胡宗锋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(责任编辑:admin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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