崇祯帝临终遗言内容:为何会文臣人人可杀 – 半山散文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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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祯帝临终遗言内容:为何会文臣人人可杀 – 半山散文吧

  导语:朱由检知道这些都是“马后炮”,不予理睬,低头在御案上写了十二个字,让站在旁边的司礼监太监王之心看了一下,随即抹去。

据说,其中六个字是“文臣人人可杀”,在皇帝心目中,朝政就是坏在这帮文臣手中的。   明毅宗朱由检(1611年2月6日-1644年4月25日),明朝第十六位皇帝。 明光宗第五子,明熹宗异母弟,母为淑女刘氏。

于1622年(天启二年)年被册封为信王。

1627年-1644年在位,年号崇祯。   朱由检位后大力铲除阉党,勤于政事,节俭朴素,并六下罪己诏,是位年轻有为的皇帝。

在位期间农民起义猖獗,关外清朝势大,已处于内忧外患交集的境地。

1644年,李自成军攻破北京后,于煤山自缢身亡,为江山社稷而死,遵守了明朝历代皇帝“天子守国门,君王死社稷的祖训,终年33岁,在位17年。

  朱由检死后庙号毅宗、怀宗。 清朝上谥号守道敬俭宽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愍皇帝,南明弘光帝上谥号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。 葬于十三陵思陵。

  熹宗于公元1627年8月(天启七年)死后,由于没有子嗣,他受遗命于同月丁巳日继承皇位,时年十八岁。 第二年改年号为“崇祯”。

朱由检即位后,面对着危机四伏的政治局面,殷切地寻求治国良方,勤于政务,事必躬亲。

与前两朝相比较,朝政有了明显改观。

朱由检一生操劳,旰食宵衣,每天夜以继日的批阅奏章,节俭自律,不近女色,天天生活在操劳、恐惧、痛苦、烦躁与焦虑之中。 崇祯十五年(1642年)七月初九,因“偶感微恙”而临时传免早朝,竟遭辅臣的批评,崇祯帝连忙自我检讨。 曾一度使明室有了中兴的可能。

  同时朱由检大力清除阉党。 天启七年十一月,朱由检抓准时机铲除了魏忠贤的羽翼,使魏忠贤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,然后一纸诏书,贬魏忠贤凤阳守陵,旋之下令逮治。 在其自缢而死后,下令磔尸于河间。

此后,将阉党二百六十余人,或处死,或遣戍,或禁锢终身,使气焰嚣张的阉党受到致命打击。

平反冤狱,重新启用天启年间被罢黜的官员。

起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,赐予尚方宝剑,托付他收复全辽的重任。

与前两朝相较,朝政有了明显改观。

  朱由检求治心切,很想有所作为。 但因矛盾丛集、积弊深重,无法在短期内使政局根本好转。

他增加赋税,增调重兵全力防范雄居东北的后金政权和镇压李自成、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。 因对外廷大臣不满,朱由检在清除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后,又重用另一批宦官。

给予宦官行使监军和提督京营大权。

大批宦官被派往地方重镇,凌驾于地方督抚之上。

甚至派宦官总理户、工二部,而将户、工部尚书搁置一旁,致使宦官权力日益膨胀,统治集团矛盾日益加剧。

无奈中,他不断反省,四下罪己诏,减膳撤乐,但最终无法挽救明王朝于危亡。

  崇祯帝朱由检知道这些都是“马后炮”,不予理睬,低头在御案上写了十二个字,让站在旁边的司礼监太监王之心看了一下,随即抹去。

据说,其中六个字是“文臣人人可杀”,在皇帝心目中,朝政就是坏在这帮文臣手中的。   艰难的最后时日  对于朱由检而言,崇祯十七年(1644)三月的前半个月,是艰难的最后时日。 在征调各方“勤王”之师的同时,还得筹措军饷。

办法之一是,凡是押在监狱的犯罪官僚,可以用捐献军饷来抵赎他们的罪状;办法之二是,凡是皇亲国戚、高级官僚,一律按照官爵高低捐献军饷。 前者似乎有一点效果,因为可以抵消罪状,所谓“花钱消灾”。

后者却收效甚微,因为那是平白无故的捐献,只有皇帝身边的太监头目,例如王永祚、王德化、曹化淳等,碍于情面,各自捐献了五万两银子。   其余高级官僚个个好像“铁公鸡”——一毛不拔。

阁臣魏藻德仅仅象征性地捐献了五百两银子,阁臣陈演在皇帝面前装穷,表白自己一向清廉,从未索贿卖官,一两银子也不捐。

那些皇亲国戚们,富得流油,却吝啬得很,不肯为国出钱出力。

皇帝派太监向他的岳父——嘉定伯周奎募捐,周奎始终没有松口,气得太监拂袖而起,丢下一句话:老皇亲如此吝啬,大势去矣!江山丢了,你积蓄财产还有什么用  太监王之心是京都有名的富翁,皇帝当面向他募捐,才忍痛捐献了一万两银子。

在宫廷中捞足油水的太监,为了躲避捐献,纷纷使出浑身解数,在各自的房屋上贴出“此房出卖”的广告,并且把古玩、杂物摆摊出售,好像已经穷到非典卖家当不可的地步了。 这些皇家的奴才们,甚至大发牢骚,在宫门上写打油诗:“此处不留人,自有留人处。 ”显示出明王朝已经穷途末路,树倒猢狲散,一点凝聚力都没有了,依附于王朝而飞黄腾达的勋贵们,已经离心离德。

他们不是没有钱,而是对于王朝的灭亡无动于衷。

后来农民军攻占北京,对他们“拷掠追赃”,在严刑威胁之下,王之心拿出了十多万两银子,陈演也拿出了四万两银子,农民军在周奎家抄出银子五十多万两。   这是一个王朝行将灭亡的不祥之兆。   当此之际,朱由检只能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。 一方面有感于吏治的败坏,向六部和都察院发去训诫的谕旨;另一方面为了挽回民心,发布大赦天下的诏书,对他十七年的政绩作了深刻的检讨:  ——十七年来,辽东和中原的战事,调兵措饷,实在是不得已的事。 连年征战,赋税加派增多,本意是想安民,结果加重了人民的负担,是朕的过错;  ——贪官污吏乘机巧取豪夺,刻意盘剥,造成民生困苦。 朕深居内宫,不能体察,是朕的过错;  ——将领懦弱,士兵骄纵,不肯拼命杀敌,反而对百姓烧杀抢掠,视为仇敌。

朕任用非人,致使毒疮溃烂,是朕的过错。

  在叹息痛恨、引咎自责之后,他向百姓表示,各路兵马已经前来勤王,加派的赋税已经免除,一切不便于民众的事情全部取消,要开创一个新局面。

希望跟随李自成的牛金星、刘宗敏等人,乘机反正,一概赦免,不予追究。

他还表示,动乱平定以后,一定任用贤能的人治国,改革从前的腐败政治,和大家一起维新。

  这些话流露出朱由检企图挽回败局的急切心理,不能说毫无诚意,但毕竟为时已晚,无济于事了。

清初历史学家谈迁在《国榷》中评论道:这个诏书如果在去年发出,远近臣民或许为之感动,如今形势大变,灾祸随时都会降临,离开都城一步都危险丛生,谁还会相信呢  三月十二日,农民军逼近北京郊区,朝野震动。 朱由检召集大臣询问对策,大家都束手无策,只说些无关痛痒的话,例如关闭城门、禁止出入之类。

次日,他再次召开御前会议,大家一言不发,他气愤之极,大骂兵部尚书张缙彦渎职,张缙彦索性掼纱帽,乞求罢官。 这种精神状态,除了坐以待毙,还会有什么出路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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